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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兴仁 顺天理民 ——《群书治要十讲》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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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兴仁  顺天理民

——《群书治要十讲》介评

                           文/

 

    《群书治要》是贞观初年,唐太宗下令编辑的治世要典。太宗即帝位后,有感于前隋灭亡之失和创业守成之不易,积极求谏纳言,亟欲寻求致治之道。《群书治要》一书,即由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臣应太宗之需,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经史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而成。尊述古圣先王之道统,陈列历代兴衰之根由,存简朴之意,去浮诞之说,彰明治体,以道导术,欲令见本知末,简而易从。

    贞观五年,书成。魏征于《序》文中说,此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太宗亦在答魏征《手诏》中叹曰:“览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换言之,《群书治要》即相当于一部既能救弊于一时,又能成法于万世的施政实用手册。不惟在唐代帮助太宗创下了“贞观之治”,也在后来东渡日本的千余年中,受到了天皇等尊崇,为其成就承和至贞观盛世局面贡献巨大。对欲寻求身心和谐、家国安定、世界太平的有识之士而言,的为一部难得的“次经之书”。鉴于此,2001225日,党和国家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

    通达中华传统儒释道精神的佛门高僧上净下空老教授对这部唐代典籍寄予厚望,认为《群书治要》至珍至贵!学者果能以诚敬之心深解落实,则个人幸福、天下太平,自然可得;中国领导人以及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若能共同学习,则和谐社会、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

    如今,此书已在国内外大量流通,受到了愈来愈多志士仁人的关注,这得益于祖先深恩厚德的庇荫,得益于前辈硕德的殷勤指导,以及众多先行者孜孜不倦的付出!

    《群书治要十讲》,是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对《群书治要》的十篇精要讲解,也是在已出版的《品读群书治要》的基础上,再加丰富完善而成。

    刘教授长期以来,秉承先贤“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遗训,以“志在圣贤”为人生旨归,以“经世致用”为问学目的,努力践行圣贤教诲,力求知行合一。利用各种授课机会,广泛深入党政群体和社会大众之中,宣讲中华优秀文化,提倡传统美德教育,以期自利利他,净涤人心。

    刘教授深知《群书治要》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弊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带来永续和平的重要意义,遂在百忙之中,认真研读宝典,涵泳经书章句,并于讲堂上下,积极致力于对《群书治要》的精义释解和白话编译工作。

    《群书治要十讲》所收录的十篇讲记,即是刘教授学习、弘扬《群书治要》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群书治要》全书采辑经典六十六种,合五十余万言,虽然纲举目张,善道有统,但读者初阅此书,仍不免畏其浩繁,而有难窥堂奥之憾。刘教授此番讲解,便是以利俗浅文楬橥大纲,学术、人生融贯一体,理事双谈,古今会说,可助读者迅速掌握《群书治要》的主旨精髓和当代价值。

    刘教授在讲记中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建立在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以及现今的知识技能传授,而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因此,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

    全书立足于当代社会、人心之重大问题,在条分缕析地讲解《群书治要》义理的同时,也引导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加强官德修养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育的本质蕴涵和学习方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际含义,以及领导者务须注意的用人、观人、得人之道等等。内容丰赡,言辞恳切。观其文,想见其为人,作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淑世救民的真诚心和敏锐的洞识力溢于言表。

    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机。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相信《群书治要》这部中华先哲留给后人的治世宝典,定能有助于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国重现盛世之治、为世界实现大同理想提供智慧源泉!

               (《群书治要十讲》一书由团结出版社2014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