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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出版 多位学者教授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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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书店出版的《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公开发行。这部被世人称为“治世宝典“的珍贵典籍,在中国本土失传一千多年后,再次引起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臣魏徵及虞世南、 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 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

  《治要》取材于经、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 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此书在唐朝末年的战乱中亡佚,幸而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日本天皇和他们大臣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 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这次由中国书店出版的《群书治要译注》一书,在《群书治要》原存的四十七卷上,又从原书中补录了亡佚的《春秋左氏传》(上)和《汉书》的首尾两卷,弥补了《群书治要》不全的缺憾,同时,对原文做了详细的注解和白话翻译,包括注解的小字,也一一进行了白话翻译。是迄今为止对《群书治要》注释、翻译最为详尽的一部书。

  作为一部中国文化的珍贵宝典,《群书治要译注》一书的出版得到了多位领导干部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领导、学者、教授的关心和指导,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原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凌孜、原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等均担任本书顾问。

  《群书治要》一书是古圣先王和历代明君贤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精华,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浓缩。在复兴中华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部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作为唐太宗李世民创建贞观盛世施政指南的《群书治要》,可以说是今人学习传统文化的极佳读本,果能落实,必定能够达到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商学可以治企,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

  (《群书治要译注》 主编 刘余莉 副主编 马益玲 陈静瑜 萧祥剑 中国书店201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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