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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教授做客大有读书茶座分享《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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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余莉分享《群书治要》

4月19日晚,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办的第九期“大有读书茶座”在大有书局举行,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余莉以“《群书治要》与中国式管理”为题,对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生动解读。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出席。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等奉命编纂的治世要典。该书应唐太宗理政之需,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等66种经典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而成,共计50余万字,被称为一部难得的“次经之书”。刘余莉长期致力于《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弘扬,编写出版了《群书治要考译》《品读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十讲》等专著,并对《群书治要》中的360段经典语句,逐一进行阐释和解读,帮助读者掌握《群书治要》主旨精髓。

  刘余莉认为《群书治要》对于解决我国当今社会弊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刘余莉表示,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理念可概括为君仁臣忠,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仁爱,关心属下,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完成领导者交给的任务,从而实现“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理想。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员工的态度应该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要实现三层境界,即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最高境界是不能欺。她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身锤炼,因此多读圣贤书,修身养性,会大大降低发生心理失衡的概率。

  刘余莉把中国式管理概括为五个方面:治国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财之道和道中之道。第一,治国之道即是“富之教之”。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抛掉物质基础,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当下的现实社会重视“富之”,而忽视“教之”。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邪门歪道和罪恶目的,就有致命的危险。

  第二,管理之道即是“礼主刑辅”。刘余莉认为忽视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容易导致三个问题:一是难以防患于未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中国式管理就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二是免而无耻,现在西方社会出现很多反社会问题,比如一些青少年犯了错误但达不到法律处罚的程度,《群书治要·盐铁论》认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三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群书治要·汉书》认为“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

  第三,致富之道即“德本财末”。《大学》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太上感应篇》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刘余莉认为福田是由恩田、敬田、悲田组成。所谓恩田就是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所谓敬田即“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所谓悲田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第四,理财之道即“财散人聚”。经典传统文化认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财此有用”的意思是:德日进,过日少,告诫经商之人要懂得回馈员工、回馈消费者、回馈社会的道理。《大学》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三聚财,三散财”的范蠡生动地诠释“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经商之道,被后世尊为财神。

  第五,道中之道即“正己化人”。刘余莉主张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三个方面的“道”,一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二是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三是“德未修,感未至”。《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她认为,坚持“正已化人”,最后达到“仁者无敌、协和万邦”的境界。

  学员们认为,刘余莉教授的演讲娓娓道来、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听后感到如饮甘泉、如沐春风,所讲授的传统文化精髓无论对修身进德,还是对党性锻炼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学员们表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头之一,我们应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敬畏、继承和发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要注重传承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圣贤文化”,努力做一个读“圣贤书”、做“圣贤人”的领导干部。

  本期读书茶座由培训部中青二班二支部承办,中青二班二支部学员、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单向前主持。中央党校培训部副主任王炳、出版社副社长史世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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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期“大有读书茶座”